辽宁法库县蛇山沟村，村口有一棵老槐树。 树龄谁也说不清，村里老人说他们爷爷那辈这树就这么粗了。树干中空，树皮皲裂，夏天的时候叶子还是绿的，但枝杈一年比一年少。 清朝光绪年间，这棵树底下常坐着一个瘦小的男孩。他手里拿着书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村里人赶车路过，看见他就喊，别念了，念书能当饭吃？男孩抬头笑一下，接着念。 这个男孩叫杨宇霆。 他家里穷。祖上从河北逃荒到关外，落脚在蛇山沟村，靠开大车店过日子。大车店就是给过路赶车的人歇脚的地方，几间土房，一铺大炕，灶上烧着热水，客人自带干粮，交几个铜板就能睡一晚。杨宇霆的父亲就干这个，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。 但杨宇霆念书念得好。十六岁考中秀才，法库县都传遍了。那个年代，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能中秀才，相当于现在一个村里出个考上清华的。十里八乡都来道喜，他父亲高兴得把炕烧得滚烫，请全村人吃了顿高粱米饭。 但科举这条路没走通。一九零五年，清廷废了科举。秀才的功名一夜之间不值钱了。杨宇霆站在蛇山沟村的老槐树底下，看着手里的书，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。 他没犹豫太久。堂兄资助了他一笔钱，他拿着这笔钱去了奉天，进了新式学堂。学堂里教的是格致、算学、地理、军事这些新东西。杨宇霆学得快，没多久就被选去日本留学，考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。 那几年在日本，他接触到了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教育体系。炮兵怎么测距，步兵怎么协同，后勤怎么计算，参谋作业怎么画图，一样一样地学。他还认识了一批人，徐树铮、于珍，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民国军政界的角色。 一九一零年，杨宇霆从日本回来。他带着一身近代军事知识，回到奉天。 张作霖当时正在扩军。他是胡子出身，打仗靠的是胆子和运气，但队伍越拉越大，光靠胆子不够了。他缺懂近代军事、懂管理的人。杨宇霆被召进了他的幕府。 一开始只是个兵工厂的兵器科科长，管管枪械弹药的账。但杨宇霆干得很快，三年之后就升到了奉天督军署参谋长。这个位置相当于奉系的大脑，所有军政大事都要经他的手。 奉系内部管他叫“小诸葛”。这个外号不是白叫的。他在张作霖手底下干的那些事，拿出来一件一件看，每一件都不是小事。 头一件，建奉天兵工厂。 那个年代军阀打仗，武器全靠买。买德国的，买日本的，买捷克的，谁家便宜买谁家。但买武器有个要命的问题，人家不卖给你了，你就没得打。杨宇霆看明白了这一点，跟张作霖说要自己造。 他亲自兼任兵工厂督办，在沈阳东塔圈了一大片地，盖厂房，买机器，招工人。从德国和日本进口车床、铣床、刨床，从国内招技术工人，从日本请工程师。到一九二零年代末，这个厂子已经能生产迫击炮、重机枪、步枪和弹药。年产枪弹数以亿计，迫击炮和机枪的产量也相当可观。 张作霖后来敢跟关内军阀叫板，底气一半来自兵工厂的烟囱。 第二件，建东北海军。 奉系的将领大多是陆地上长大的，对海没概念。杨宇霆不同，他在日本学的就是近代军事，知道海防的重要性。他提议建海军，张作霖同意了。他买船，招人，在葫芦岛和青岛设基地。到奉系鼎盛时期，东北海军有十几艘舰艇，虽然吨位不大，但在渤海和黄海一带巡逻足够了。奉军成了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既有陆军又有海军的部队。 第三件，修战备公路。 东北的铁路命脉是南满铁路，从长春到大连，掌握在日本关东军手里。日本人动不动就拿铁路说事，你要运兵，他不给你车皮；你要调粮，他给你涨价。杨宇霆看穿了这一手，决定修公路。他规划了一条从沈阳到吉林的公路网，绕开南满铁路，跟日本人的运输系统脱钩。公路修好之后，奉军的调动速度提上来了，日本人的铁路优势被抵消了一截。 第四件，清查田赋。 打仗要钱，钱从哪来？从地里来。但当时东北的地主和旧军官隐瞒了大量田亩，不交税。杨宇霆主持田赋改革，把隐瞒的荒地清出来，分给流民耕种，既充实了财政，又把流民拴在了土地上，稳定了地方。 这几件事干下来，杨宇霆在奉系的地位稳了。张作霖离不开他。跟日本人谈判，是他去；跟关内军阀周旋，也是他去；军队整编训练，还是他管。 日本人在档案里给他下了八个字的评语：邻国之贤，敌国之仇。 这八个字的分量，比任何勋章都重。关东军内部甚至有人说过，不除杨宇霆，难取东三省。 杨宇霆在对日谈判桌上的手法，让日本人头疼了很多年。日本想落实“二十一条”里的商租权和杂居权，让日本人可以在东北随便租地、随便居住。杨宇霆拿着条约文本逐条推敲，找漏洞，找矛盾，今天用行政手续拖，明天用地方民意顶。日本代表拍桌子，他拍得更响。日本代表说要出兵，他说那你出吧，出了兵你也拿不到条约里没写的东西。 日本人拿他没办法。 但杨宇霆有个毛病。他太傲了。 他傲到什么程度？张作霖在的时候，他是张作霖的军师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张作霖叫他“邻葛”，这是字，叫着亲切。但张作霖一死，他对着张学良，还是那副老臣的架子。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号，皇姑屯一声炸雷，张作霖的座车被日本人埋的炸药掀翻。老帅重伤，抬回帅府的时候已经不行了。他临终前留下话，